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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宫娱乐场官网,八蜡(又称八腊)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所祭祀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灵。八蜡信仰始于西周,盛于汉唐,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祭祀制度,其庙宇在全国有广泛的分布。《礼记·郊特牲》记载:“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郑玄注:“其方谷不熟,则不通于蜡焉,使民谨于用财。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古代各种文献对于八蜡的构成、性质、类别的记载有所差异,但都以农神信仰的特征出现,可见八蜡与古代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陈正祥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通过虫王庙在地图上的分布,翻阅大量的地方志,最终制成了一套中国蝗灾分布图。蝗灾图显示,我国历史上的蝗灾以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多,华中以南,蝗灾渐少,沿海一带,几乎绝迹,所以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找不到一个虫王庙。并且陈先生还得出了中国蝗灾的分布与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数量成正比的结论。关于明清时期八蜡庙的信仰与地域分布,新近研究指出,八蜡庙在明清两朝分布极为广泛,其中以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西北的陕西、甘肃最为流行,其次江苏、浙江也有广泛的分布,甚至连四川、新疆、云南都有八蜡庙的影子。从其分布的地域和范围上来看,明代,八蜡信仰属于全国性质的神灵膜拜。在清乾隆十年(1745年)时,禁止八蜡祭祀,八蜡信仰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以刘猛将军庙、蒲神庙、农神庙的形式出现,其功能与性质和八蜡庙类似。章义和先生通过对古代蝗虫信仰考察后,认为唐以前对蝗虫为害的认识是视蝗虫为神虫、不能捕杀的德化论,唐以后北方地区因是蝗虫的滋生地,人们在捕杀蝗虫的同时,继续供奉八蜡庙或蝗虫庙。南宋以降,北方出现了驱蝗神刘猛将军,它的主要功能是阻止飞蝗入境。在北方,八蜡庙或蝗虫庙是主祭,驱蝗神刘猛将军是附祭;在江南,驱蝗神刘猛将军是主祭,而蝗虫庙或八蜡庙则是附祭。赵世瑜先生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中的“八蜡庙及刘猛将军庙之例”一节对刘猛神的来历及其在民间杂神的地位作了介绍。其对陈正祥先生关于中国福建等四省没有驱蝗神庙的论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南方有蝗灾的发生,并且也有一些具有驱蝗性质的神庙,如广西省的三皇庙、刘猛庙、梁祝庙等。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江南、山东、江西等地的蝗虫信仰做了地域性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八蜡庙的通论性研究相对较多,但相关的区域性研究仍然较少。归德区域位于华北地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明清以至于民国时期蝗灾一直比较严重,与之相关的蝗神信仰在地方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当地生态环境以及具体的蝗神信仰变迁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侧面更好地把握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和理解当时人的心理状况。

清至民国时期归德的蝗灾情况

(一)关于蝗灾的记载

在清至民国这一段时期内,归德地区的蝗灾发生是极其频繁的,其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从地方志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表1主要利用清至民国时期(1368-1949)的地方志以及建国后新修地方志的记载,加上当代学者的研究补充而成。

表1.清至民国归德蝗灾情况

(二)蝗灾的成因

归德位于华北平原上,处于黄河的中下游地带,水旱灾害频繁,且冬季伴有大量的降雨降雪。另外归德地区的黄河支流众多,在当地形成了密集的网络,因而造成了黄河的泛滥和改道。在大水泛滥之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使得在河泛、内涝地区出现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河泛蝗区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湖蝗区的形成都有明显的作用。“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都郡之地,胡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而归德地区正好符合这种“骤盈骤涸”的地理条件,成为蝗虫生存繁衍的理想之地。

(三)蝗灾的后果

从地方志中蝗灾的记载来看,清至民国时期归德蝗灾发生频率高且危害大。而晚清民国时期受到人祸的影响,蝗灾的危害程度进一步加重。

归德之地,夏秋多雨,且拥有复杂的水系网络,这为蝗虫的产生和繁衍营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蝗灾一旦发生,蝗虫生蝻,造成危害的时间是极长的。蝗虫不仅食禾,且食谷、食麦。而且蝗灾多发生在青黄不接的农历五六月份,此时正是归德地区农作物成熟收割的时期,或是发生在初秋冬小麦播种发芽的时段。在归德地区,蝗患体现出了更加直接的威胁性,不是把即将收获的粮食毁于一旦,就是将寄予希望的禾苗食之殆尽。加之再出现陨霜,到了冬天便会造成普遍的饥饿状况。粮食收成的减少,造成市场上粮价上涨,甚至“斗米数金”。蝗虫过境,往往是“遮天蔽日”、“啮衣毁器”,甚至“食一小儿几尽”,其破坏性不言而喻。蝗虫属于流动性极强的生物,往往由此境飞入彼境,其危害范围逐渐扩大。水旱引发蝗灾,往往在当地引起瘟疫,造成人员的大量死亡。普遍的饥饿和大量的人员死亡,对当地百姓经济生活的打击是致命的。

晚清归德社会环境复杂,先后有白莲教、太平军、捻军等势力活动。民国更是军阀混战之地,而后又是抗日战场。战争的破坏加重了蝗灾对于人们经济生活的危害程度。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的改道以及1938年郑州花园口的人为决堤更使得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就笔者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晚清归德蝗灾最为严重的时段主要是1855-1857年这三年。黄河改道酿成巨浸,次年秋天,蝗灾在宁陵、通许、虞城、洧川、尉氏、睢县、杞县、鹿邑、考城、祥符、鄢陵、陈留、柘城、固始、商城、许州等十六个州县蔓延起来。成片飞蝗从天而降,所过之处,禾稼俱尽,村民手扯布单,到田间去赶。由于当时只能人力捕蝗,因而效果甚微,1857年蝗灾继续在当地肆虐。

民国时期河南蝗灾最集中的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1938年6月,郑州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河改道,使得豫东平原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芦苇丛生,淤滩满目,恰好为蝗蝻的滋生和繁殖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环境,直接诱发了1941-1947年间的严重蝗灾。豫东黄泛区内蝗虫危害的总面积每年皆超过200万亩,单就1944年来说,商丘辖区内的睢县受灾面积为260720亩,柘城受灾面积为353755亩,鹿邑受灾面积为19700亩。受灾面积极广,受灾情况极为严重,可谓“无县不蝗”。

(四)治蝗的措施

清代当地政府和官员是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治蝗工作中的。这既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是地方官维持社会稳定的需求。

康熙四十八年曾作出规定,“州县卫所官员,遇蝗蝻生发,不亲身力行扑捕,借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者,革职拏问;该管道府不速催扑捕者,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访,速催扑捕者,降二级留任;督抚不行查访,严饬催捕者,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以致养成羽翼,为害禾稼者,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蝗灾的情报系统也有严格的责任制,“该管州县地方,遇有蝗蝻生发,不申报上司者,革职。道府不详报上司,降二级调用;布政使司不详报上司,降一级调用;布政使司详报督抚,督抚不行题参,降一级留任。”光绪十八年《睢州志》记载:“天时水旱则有司精诚致祷,饥疫则赈施医药,蝗则捕,水则塞,至于掩道殣,收弃子,赎鬻口,是又在仁民者随宜补救焉。”乾隆七年开始任睢州知州的张椿在乾隆十年捕蝗工作中做到了“不伤禾稼“,而被当地人民所爱戴。道光年间任河南归德知府的王凤生根据捕蝗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对于组织民众、收买蝗蝻、掘沟围打、分别蝗蝻成长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捕除等均做了翔实的介绍。

具体治蝗的方式主要有扑灭、火烧、翻耕除蝻等。另外官方也会进行直接赈济或者号召当地富户捐钱赈灾。同时也会采取减少赋税、免除民欠钱粮等方式来减缓灾情。但是效果显然并不理想。在这种人地关系情况下,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到了神灵信仰上,因而便出现了地方社会八蜡庙的广泛信仰。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妥协,这得到了官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社会而言,粮食生产关系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根本生存条件,因而受到各个阶层的普遍重视。而威胁农业生产的除了水旱灾害以外,蝗虫的威胁则显得更加直观和突然。陈正祥先生认为:“在华北地区,蝗虫向来是农作物最大的敌害,其为害的程度常极惨烈。农民们为求消灾,只好立庙来祭祀它。很多地方,蝗虫被称为虫王;而奉祭蝗虫的八蜡庙,也便简洁了当的称为虫王庙。”

清至民国蝗神信仰的变迁

(一)八蜡庙的信仰

清代的八蜡信仰起源于明代。有明一代,归德的八蜡庙广泛存在,并在明王朝的管理下,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信仰体系。顺治《河南通志》记载:“八蜡祠,在府城垤泽门外,州县皆有。”归德八蜡庙的修建大多是在正统年间由地方官员完成的。例如笔者找到的嘉靖《睢州志》的复印本记载:“八蜡庙,在州城北关外。正统五年知州仲广创建,今改建南关外。”归德府的蝗神庙是在嘉靖年间由李应奎建造而成。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地方志有关明代蝗灾的记载,最早的一次发生在正统五年且危害并不甚大,因而八蜡庙的创建原因并不一定是由于蝗灾特别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官府的提倡。只是后来蝗灾愈来愈重以至于人力无法改变现状,百姓才将希望转向神灵信仰。在嘉靖《归德志》、《夏邑县志》、《鹿邑县志》等地方志中也有八蜡庙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八蜡信仰是当地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嘉靖《永城县志》中没有关于八蜡庙的记载,有可能是该地受蝗灾影响不大,又或者是该地的八蜡庙是在嘉靖之后修建的,也有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整体而言,归德地区的八蜡信仰是广泛存在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与该地崇尚古风的习俗也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八蜡庙和当地的城隍庙之间也有莫大的联系。例如《考城县志》载:“八蜡庙,在城隍庙内,正方三楹,便门一楹。”城隍庙的起源和八蜡庙之间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城隍庙,“按《冬夜笺记》谓:城隍之名,见于《周易》,泰之上六城复于隍是也。又引《礼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注:伊耆,尧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郑灾祈四鄘,宋灾用马于四鄘。鄘,墉同。”城隍神在明初纳入国家神灵体系以后,神职也随之扩大,兼有驱旱降雨、治病、驱疫、治蝗、辨明正直是非等多种职责。

八蜡庙的祭祀一般在庙内进行,由于后来出现合祀以及将八蜡庙放在城隍庙中的状况,所以祭祀地点也会随之变换。出于祭祀空间等方面的需求,借寓祭祀经常可见。嘉靖《归德志》载:“八蜡祠,(缺)每祭借寓五老祠内。”《虞城县志》载:“旧八蜡无专祠,附祀东关菙公祠内。”祭祀花费相对于其他祭祀而言是很少的。据宣统三年的《宁陵县志》记载,八蜡祠的春秋二祭花费共银四两,而文庙花费则为四十两。八蜡祭文一般为“维神令司宰物,德在庇民,惟蝗肇□百谷用屯。惟神普护三农,以宁敢告,神其来歆。”具体的仪式往往是由官员带领百姓一起完成的,“祈祷。水旱虫疫,天之灾也,有司率在官人役沐浴斋戒,清坛祠而祷之,至于扫聙以散阴雨,抬辇以面风魅,掘坑以捕蝗蝻,送瘟以避时气,随其乡俗而已。”就祭祀时间而言,古制为“每岁建亥之月,田功告成,则合聚八神而报响之,谓之八蜡”,而此时则都是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当然,全国各地的祭祀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有些地方将正月十三至二十日作为祀日的,归德即“岁以正月十三日冬至后第三戊日祭”。从祭祀时间变化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神灵由崇敬到畏惧心态的转变,从前是感谢保佑,祈祷来年丰收,现在却是祈祷不要为害。

(二)清代的刘猛将军庙

明清易代,归德遭受到了战火的重创,很多建筑被摧毁,八蜡庙也不例外。清初,一些地方官员开始重建八蜡庙。《续修睢州志》记载八蜡庙为“正统五年,知州仲广建,复移新城西小南门内,康熙二十六年,知州马世英重建。有文以记其事。”宁陵县的八蜡庙在乾隆五年由知县李纶修建。雍正年间,官方政府开始抑制八蜡庙而提倡兴建刘猛将军庙。《光绪鹿邑县志》记载:“刘猛将军庙……雍正三年诏旨特祀……又案《亳州志》:雍正二年,两江总督奏,刘猛将军以驱蝗著有灵异,请封扬威侯,令州县建庙。”又光绪年间的《夏邑县志》记载:“刘猛将军,雍正三年诏旨特祀。”乾隆十二年,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对八蜡庙停祀。《光绪鹿邑县志》载:“乾隆十二年停八蜡祀,独祀刘猛将军。”因此乾隆十九年的《归德志》中记载八蜡庙言其“今废”。然而八蜡庙其实并未因此而退出地方舞台,而是以其他的方式存在。例如鹿邑县的八蜡庙附祭社稷坛,虞城县的八蜡祠中并祀刘猛将军等等。甚至到了光绪年间还存在重建的状况,《光绪鹿邑县志》载:“八蜡庙,在东门内,久废无迹。光绪十九年,知县于沧澜重建于文昌宫西。旧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乾隆十二年停祀。”

关于刘猛将军身份来历的说法,一般有三种: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刘锜的弟弟刘锐、元代将领刘承忠。而归德的刘猛将军指的是元代将领刘承忠。《光绪鹿邑县志》载:“刘猛将军庙……祀猛将军刘承忠,从直隶总督李维钧之请也。谨案《礼部则例》。神,元时官指挥,能驱蝗。元亡,自沈(沉)于河,世称刘猛将军。会典、通礼并同……是今之所祀,确非刘锜,不必引《怡庵杂录》自辟疑窦也。至或云刘宰、或云刘锐,则前贤已有非之者,附会之谈,益无足辩已。”刘承忠作为猛将军原型而被信奉,其实是统治者对神再塑造的一个产物。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为河北永年县刘猛将军庙写的《将军庙碑记》中,编造出了一个“刘猛将军降灵”的神话。说是将军自述为广东吴川人,元顺帝时授指挥之职,赴江淮剿除群盗,凯旋返舟时,值蝗虫为孽,民不聊生,因情急而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上,遂授猛将军之职。这样的编造,迎合了清政府的意图,抗金名将刘锜让位于剿除江淮群盗的刘承忠而进入国家祀典已成为必然。雍正帝在李维钧的奏折中批复此奏甚好,并敕谕江南、山东、河南、山西各建立刘猛将军庙 ,并于畅春园择地建庙。据赵世瑜先生考证,刘猛将军信仰“起源于江浙的民间,清中叶后才得到国家的认可,在北方也流行起来。”

当然,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来强制干预地方民间信仰的做法,在各个地方的效果各不相同,也不是那么理想。例如在江淮很多州县对于国家的意图置若罔闻,有的只是将刘猛将军的神主附设于八蜡庙内。归德一地的执行相对较好一些,但也只能谓之一般。《光绪鹿邑县志》载:“刘猛将军庙,旧在八蜡庙旁,今与八蜡同龛。”《虞城县志》载:“八蜡祠,在县北关外,内并祀刘猛将军,相传将军神司蝗蝻……雍正十三年,知县张元鉴捐赀买地一亩,创建正殿三间,东西配房各一间。”关于将驱蝗之神刘猛将军配祀于八蜡庙内,正神是虫神,且不说把两个敌人放在一起如何矛盾,而主次关系却已经说明人们对驱蝗神相当失望,只好哀求虫王不要肆虐。蝗神庙中出现灵验者极少,这会影响崇拜者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蝗神崇拜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灭蝗行为,致使蝗灾更为严重?另一方面,蝗灾的破坏程度愈大,反而致使蝗神庙的分布密度更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人对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可能收到不同效果,亦有可能导致蝗神庙的不同空间分布。

(三)晚清民国时期八蜡庙的消失

晚清时期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在当地依然存在。光绪十九年,鹿邑知县于沧澜在文昌宫西还重建了八蜡庙,而考城的八蜡庙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依然存在。但是社会动荡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使得八蜡庙的正常祭祀已经不太可能维持下去,大多是“久废无迹”。伴随着近代反封建、反压迫斗争的展开,有些地方开展了捣毁寺观神像活动,八蜡庙也在这些运动中被破坏殆尽,其余的在战争中也无一幸免。因而现今到当地再去调查,已经不见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踪影了。

虽然蝗神庙的“肉体”被毁灭了,但是它的“精神”却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存在于民间社会百姓的生活中。在连续不断的蝗灾面前,百姓们还是束手无策,只得再次寻求蝗神的庇护。在1943年蝗灾时,依然有人认为“蚂蚱是神虫,不能打,越打越多;不能吃,谁吃谁害病。” 1944年再次发生蝗灾时,“只见老婆儿们面向西北跪了一大片,有人从篮子里拿出供品、香表和鞭炮,摆好供品,点燃香表,一面磕头,一面祷告:‘蚂蚱爷!蚂蚱奶奶!俺来给您磕头赶香烟,您老都拐回去吧!给俺留碗饭吧!以后每逢初一,十五俺都给您赶香烟!’接着有个老婆大声念道:‘俺说您是神虫,您给俺留个人情。谁说您是蝻子,您给他吃成光秆子!放鞭!放鞭!’”当时报道“每遇蝗至,不从速剿灭,却以大好之时光与金钱,而用之于祀神拜佛之举。虽临之以政府威力,不得不打,亦每敷衍公事,不肯戮力。去岁(1943年)某县治蝗民众,随打随祝,谓迫于政令,事非由己,希蝗神鉴谅者,则其不肯尽力,盖可想见。民众以蝗为神,神不可犯,犯之害将益重。”从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蝗灾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也是“万物有灵”思想的一种折射。但是单靠信仰对于遏制蝗灾毫无效果,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传入,民国时期的治蝗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积极开展治蝗的预防救治工作。首先是开展广泛的除蝗科普教育,对治蝗中的坑杀法、扑杀法、打杀法、诱杀法、禽杀法、火把阵、长蛇阵、响铃阵、泼水、涂毒等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宣传普及,并且与烧香磕头等活动做了坚决的斗争。其次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救济措施减轻蝗灾的危害,例如1933年7月,永城县遭受蝗蝻等虫灾,全县秋粮大幅度减产,许多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国民党永城县政府曾发救济粮、款,对灾民给以赈济。一系列应对蝗灾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到了建国以后,蝗灾依然是农业发展的危害之一。直到后来在各地建立农业植保组织,采用药械喷粉、喷雾、药剂拌种、土壤处理等农业技术,蝗灾才逐渐减少。时至今日,蝗灾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极小了,人们也完全有能力应对,而蝗神信仰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而言之,明清两代,归德八蜡庙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祭祀体系,在当地也受到了政府官员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但是,其受官方影响甚大,因而出现了清代对八蜡庙的抑制,对刘猛将军庙的提倡。作为民间信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官方认可,这也是为何很多地方神希望进入祀典神行列的原因。其生存的土壤固然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同时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官方的支持,尤其对于信仰的长期存在和广泛传播而言。另外,这也反映出归德之地蝗神的一个特点,即地方官祀、国家敕封与民间百姓祭祀的并行不悖。在对蝗神的信仰中,既有民间自发的信仰行为,也有官方政权力量的加入。民间自发的祭祀行为往往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而官方政权对驱蝗大神的敕封与祭祀对当地民间信仰则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蝗神在民间的活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这也使得民间信仰所受官方影响甚大,出现了明清两代从八蜡庙到刘猛将军庙的转变。晚清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八蜡庙逐渐荒废无迹,但是其在百姓的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蝗灾应对措施的改进,建国之后,蝗神信仰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蝗神信仰变迁与社会心态转变

归德的蝗神信仰,与现实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蝗神信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行为。首先,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都是由政府出资兴建的。此时的虫神信仰已经人格化、世俗化,其不仅有传统的八蜡,还有形成于宋元、清代得到广泛推广的刘猛将军。二者关系颇为微妙,前者作为蝗神,后者是驱蝗神,但二者却并行不悖地为人所祭祀。其次,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的修建,体现了地方官吏、下层民众对于攘除虫灾、祈求丰收的一种强烈愿望。祭祀制度和宗教信仰本来就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当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威胁,对社会生产带来严重破坏,对统治基础形成不稳定因素的时候,处于上层的统治阶层势必要利用民间信仰和祭祀习俗对人们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

古代统治者早就明确提出:“国有凶荒,则索鬼神而祭之”,凡是遭遇天灾,必要广祭群神,引领天下百姓走向一条以皇权统治和神灵信仰为中心的救灾道路。明清两代,蝗灾频发,仅仅依赖人力的救治很难全面地战胜蝗虫侵袭,尤其是消除人们对蝗虫的精神恐惧。因此,统治者以及地方官员对于依靠神灵信仰来应对灾害特别重视。《明史·职官志》当中对地方官吏求神禳灾,通过宗教活动来应对灾害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布政使“祀典神祗,谨其时祀……水旱疾疫灾祲,则求于上蠲振之”,知府“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知县“祀神……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从而确立了一套中央至地方完备的祭祀体系。而蝗灾发生之时,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祭祀活动就是官员起草祈文并率领百姓祭祀蝗神庙。作为国家管理地方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官员采取这种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博得中央政府及上级官员对他们执政政绩的认可与肯定,更可以直接向天下百姓宣扬尊卑有序、天道伦常的观念,因而在灾害赈济过程当中极为常见。对于自然灾害的侵袭,祈神禳灾虽然不一定能取得客观上的实际效果,但是面对家园惨遭毁灭,生存机会遭遇威胁的境地,对神灵的祭祀,可以为广大百姓树立起巨大的精神支撑。由此来看,祈神禳灾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种积极的执政态度和关心民生的体现。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祈神禳灾终归是国家依赖宗教活动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祈祷神灵的一系列宗教活动过程当中求得寄托,以达到稳定民心、昌盛国运、以固根本的目的。另外,蝗害之后,出面领导祭祀的并不是地方百姓,而是作为地方社会管理者的地方官员,充分说明明清时期国家对于民间信仰体系建设的重视。最后,晚清民国蝗神庙的消失,和近代中国“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一系列的运动中,蝗神信仰被看做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打压排挤,最后消失。

另外,特殊的神灵信仰,反映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灾害状况,也体现了人们特殊的心理需求。蝗神信仰的转变,也体现了人们由最初对蝗灾恐惧到反抗再到无可奈何态度的转变。将蝗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本身的行为特征,即欲飞俱飞、欲食俱食。遮天蔽日的蝗虫大军既可能落入本境,也可能继续飞行落入它境;即便是落入本境有可能秋毫无犯,也有可能把庄稼食之殆尽。蝗虫行踪的诡异性反而增加了虫神信仰的灵异性,因而在华北各地蝗虫灾害频发的地区,八蜡庙得到广泛的建立。当时人对于天地的依赖关系是很大的,在很多自然灾害面前,人的力量都显得很无力,这也使得消极的人们转向了对于神灵的信仰,来寻求心理的慰藉。但是,蝗虫在接受人们虔诚的“贿赂”之后,依然吞噬作物,于是人们“先礼后兵”,请来了中国古代传说中勇猛的刘猛将军驱蝗,奉刘猛将军为驱蝗神。从八蜡祭祀、修德驱蝗,到刘猛将军作为害虫的对立面即灭虫英雄受到祭奉,反映了重大的观念变化。即之前是通过讨好、敬畏神灵来实现消弭虫灾,对害虫“敬”之,而今人类不再惧怕、敬畏蝗虫而是进行力所能及的捕杀。但是八蜡与驱蝗大神的同祀,又体现了人们积极灭蝗,但效果有限,对其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八蜡庙和刘猛将军二者共同存在于归德地区,这种双管齐下的神灵信仰并没能阻止蝗虫灾害的蔓延,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人们以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世间种种现象的不理解,是造成宗教信仰或诸神崇拜的重要原因,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人们面对这些不可思议或无法解释、甚至无法抗拒的现象和力量时的软弱无力。通过对一些自然神崇拜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区域的人地关系和文化传统的变异。由于官方干涉,归德在明代祭八蜡,清代雍正年间,改祭刘猛将军,乾隆时期更是停祀八蜡。但是,有清一代,八蜡信仰在地方社会始终是存在的,甚至延续到了近代民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猛将军由于身份的变化,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但在位于北方的归德之地,刘猛将军显然没有像在江南那样受到民间的欢迎。另外,尽管人们重视蝗神祭祀,然而他们明白仅仅祭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治蝗的措施。

结语

位于华北平原的归德地区,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状况,蝗灾多发。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百姓无力解决,消极求助于神灵,在有明一代大量修建八蜡庙,这也得到明王朝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祭祀八蜡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民间信仰体系。清初,八蜡庙得到重建,雍正之后,刘猛将军庙被立为官方正统神灵,而八蜡庙到了乾隆年间被停祀。但八蜡庙在民间并未消失,甚至在晚清得到了重修。至于民国,尽管八蜡庙已被破坏殆尽,但是蝗神信仰依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直到建国后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从八蜡庙到刘猛将军庙再到二者并存的转变,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姓的生存状态,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神灵由畏惧至于反抗再到无可奈何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消极应对自然灾害心态的反映。另外,人们也并未放弃人事,而是存在很多积极治蝗的现象。八蜡信仰在明清以至于民国时期一直处于民间、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民间百姓自发信仰,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引导支持,国家也进行某些干涉,三者既有一致之处又有矛盾之点。但信仰根本在于人们的心理需求,其变迁正反映了普通百姓心理状态的变化,也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形成了一种当地独特的民间信仰文化。

文章来源:《学术界》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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